"
说到“美国滞胀”,很多人脑子里可能立马就蹦出“70年代”那几个字,然后就是石油危机、工资停滞、物价飞涨。但其实,这玩意儿比你想的要复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在理解其成因时,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把一些表象当成了根本原因。今天就跟大家掰扯掰扯,为什么美国会一次又一次地在美国滞胀这个坑里栽跟头。
很多人对滞胀的理解,就是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同时发生。听上去挺直观的,但实际上,很多时候这两者并非简单叠加,而是背后有更深层次的驱动力在起作用。比如,普遍认为,政府的财政赤字一定会导致通胀,但这往往忽略了资金的流向和实体经济的吸纳能力。有时候,即便赤字不小,如果投向了能提升生产力的领域,对通胀的影响反而有限,甚至可能刺激增长。
还有一种常见的误解是,只要央行加息,就能立刻摁住通胀。我见过不少案例,尤其是在一些供给侧受到冲击的时候,单纯的货币紧缩往往会把经济往更深的衰退里推,而不是有效地解决价格上涨的问题。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有时候反而会让情况变得更糟,让滞胀的影子更加挥之不去。
当然,供应链的问题也常常被提及,这确实是重要因素,尤其是在近些年的经验里。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仅仅看到了供应链中断,还是理解了它为何会中断,以及这种中断对不同行业、不同商品价格的影响有多大。如果理解不深,解决起来就容易治标不治本。
回到美国滞胀的根本原因,在我看来,这从来都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它更像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相互强化的经济现象的“合力”作用。首当其冲的,往往是货币政策的失误。比如,长期以来为了刺激经济,货币供应量持续增加,一旦经济出现过热迹象,但政策调整迟缓,就容易点燃通胀的导火索。
第二个层面,是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这包括劳动力市场的僵化,比如一些技能培训跟不上产业升级的需求,导致某些行业即便有需求也找不到合适的人。还有能源、大宗商品的供给瓶颈,尤其是当这些供给又受到地缘政治等外部因素影响时,对整个经济的成本传导会非常明显,推高物价的同时,也挤压了企业投资和消费的空间,从而抑制了经济增长。
第三个,不得不提的是财政政策的“双刃剑”效应。虽然适度的财政支出可以刺激经济,但如果支出结构不合理,或者长期过度依赖,就可能导致财政赤字膨胀,同时又没有能有效提升生产效率,那么最终就会转化为通胀压力,并且扼杀增长的内生动力。
在我过去处理一些经济项目时,就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我们公司面临着原材料价格的飙升,同时市场需求又在逐步萎缩。我们尝试过几种办法,最初的想法是,既然成本上去了,就顺势把产品价格也提高,想着能转嫁一部分成本。但结果呢?销量不升反降,客户纷纷转向了成本更低的替代品。这事儿后来复盘,才意识到,在需求疲软的时期,价格的敏感度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高。
还有一次,为了应对生产成本的上升,我们投入了一大笔资金去自动化改造,希望能提高效率,降低人工成本。初衷是好的,但改造过程中,生产线停滞的时间太长,又赶上市场需求突然下降,这笔投资反而成了沉重的负担,短期内反而加剧了经营的困境。这让我深刻体会到,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下,任何决策都需要对潜在的风险有足够清晰的认识。
这些经历都反复提醒我,美国滞胀的形成,从来都不是一两个政策失误那么简单,它往往是多重负面因素交织的结果。要理解它,就不能只看表面现象,更要深入到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去寻找答案。
我们再来聊聊供给冲击。大家都知道“石油危机”是70年代滞胀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但其实,供给侧的问题远不止能源。一个国家的整体生产能力,包括工业产出、农产品供应,甚至关键中间品的制造,一旦出现大范围的短缺或者成本急剧上升,对经济的杀伤力是巨大的。想想看,如果一个国家很多核心部件都要依赖进口,而这些进口又因为国际局势或者疫情等原因变得昂贵且不稳定,那么国内的制造业成本就会螺旋式上升,最终传递到消费端,形成普遍的物价上涨。
这种供给端的脆弱性,一旦遭遇需求端的强力刺激(比如政府大量发钱),或者是因为货币政策长期过于宽松,导致资金过度追逐有限的商品和服务,那么滞胀的苗头就会迅速显现。我记得以前处理一个制造行业的案例,当时因为某种关键稀土元素的供应受到限制,导致下游整个产业链的成本翻了一番。虽然当时市场上对这种产品的需求依然旺盛,但企业为了维持生产,不得不接受高昂的成本,最终产品价格只能大幅上调,同时一些依赖这些产品的行业也受到了严重影响,不得不削减产量,这中间就孕育了衰退的风险。
所以,理解美国滞胀,不能仅仅停留在“通胀高”和“经济差”的描述上,而是要深入分析是什么导致了供给的僵化和成本的失控,以及政策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面对滞胀,政策制定者往往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高通胀需要紧缩的货币政策来抑制,比如提高利率,减少货币供应。但另一方面,经济停滞又需要扩张性的财政或货币政策来刺激。如果央行为了压通胀而过快、过猛地加息,很容易让本已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导致失业率飙升,企业破产潮。反过来,如果为了保增长而继续放松货币,或者财政支出过度,那只会让通胀更加失控,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我亲眼见过一些地方政府,在经济下行压力巨大的时候,为了拉动投资,大搞基建项目。但如果这些项目缺乏长远规划,或者投资回报率不高,反而会挤占其他更具效率的资源,并且推高地方债务。更糟糕的是,如果这些项目所用的原材料成本也在上涨,那么最终这些项目很可能成为“烂尾工程”,同时又加剧了通胀压力,这可以说是典型的“好心办坏事”。
因此,在美国滞胀的背景下,政策的艺术在于如何在抑制通胀和维持经济增长之间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这需要极高的专业判断力、对经济运行的深刻洞察,以及对未来趋势的审慎预测。任何的“拍脑袋”决策,或者过度依赖单一工具,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
回顾历史,每一次美国滞胀的经历都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比如,学会区分“好通胀”和“坏通胀”,理解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性,以及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前瞻性。但现实总是不停变化的,现在的世界经济格局,与70年代时又有很大的不同。全球化程度、技术进步的速度、信息传播的即时性,都给经济运行带来了新的变量。
例如,过去我们可能更容易通过传统手段来调节国内的供给和需求,但现在,全球产业链的相互依存度极高,任何一个环节的扰动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再比如,数字经济的兴起,也使得一些传统的经济模型和政策工具的效果变得不那么确定。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自动化、人工智能等技术,虽然长期来看能提升生产效率,但在短期内,它们可能会导致结构性失业,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这些都会影响到经济的稳定性和社会情绪。
所以,对于如何应对潜在的滞胀风险,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过去的经验。需要不断地去学习、去观察、去调整我们的认知框架。这不仅需要宏观经济学家们的智慧,也需要企业管理者、政策制定者,甚至普通民众对经济运行有更深刻的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避免再次陷入美国滞胀的泥沼,或者至少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它。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