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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一谈起“疫情之下世界对中国”,就容易陷入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要么是赞美中国的防控效率,要么是批评其信息公开不足。但实际接触下来,你会发现情况远比这复杂,也远比这微妙。尤其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在国际贸易、技术合作领域摸爬滚打的人来说,疫情带来的不仅仅是封锁和旅行限制,更是世界对中国认知模式的深层改变,这种改变体现在经济、科技、地缘政治等方方面面,而且这种改变,很多时候是润物细无声,却又实实在在发生着。
疫情初期,不少国际媒体和分析人士抛出了“与中国脱钩”的论调,听起来像是要来一场彻底的切割。但从实际操作来看,这更多是一种“区域化”、“多元化”的策略调整,而不是简单粗暴的“断舍离”。比如,我们之前熟悉的供应链,很多时候是将生产环节分散到东南亚、东欧等地,以降低单一市场的风险。这其实早就在进行,疫情只是加速了这个进程,并且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到“近岸生产”、“区域供应链”的重要性。我记得疫情期间,有个东南亚的工厂因为部分工人感染而停产,导致我们一个重要的产品线直接断货了好几周,当时才真正体会到,即使分散了,核心环节的稳定性有多关键。
“韧性”这个词,在疫情期间被反复提及。对于中国而言,这种韧性既体现在生产能力的快速恢复,也体现在对国内庞大市场的消化能力。但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他们关注的“韧性”更多是供应链的多元化和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所以,当你和海外的客户谈论“中国制造”时,他们不再仅仅盯着价格,而是开始更深入地关注“供应的稳定性”、“风险的分散性”以及“生产的灵活性”。他们希望你的产品线是“可预测的”,即使在中国遇到问题,也能有替代方案,而不是一句“中国工厂停了”就没了下文。
我们自己也在这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以前我们可能更关注如何把产品卖出去,如何做到成本最低。现在,我们会主动去了解客户所在的国家和地区,他们当地的政策走向,他们的消费习惯,甚至他们可能面临的政治风险。这不再是市场营销的附加项,而是决定订单能否最终落地的关键因素。有一回,我们一个在欧洲的客户,因为他们国家政府出台了新的环保法规,我们原来负责的某个化工原料供应商就无法满足要求,最终逼得我们不得不重新寻找供应商,而且价格还贵了不少。这都是疫情之后,大家对“安全性”和“合规性”要求提升的表现。
疫情也让某些国家对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依赖性”有了更深的警惕。无论是半导体,还是某些关键的生物医药原材料,大家都在反思,过度依赖单一来源的风险有多大。这直接导致了一些国家在技术合作和出口管制上变得更加审慎,甚至可以说是收紧。以前我们可能觉得,只要技术过硬,市场是开放的。但现在,你会发现,很多技术转移和合作,背后都掺杂了地缘政治的考量。
举个例子,我们曾经接触过一个国际性的科研项目,涉及高端医疗设备的核心部件。疫情前,讨论得很顺利,对方甚至愿意分享一些关键的技术参数。但疫情爆发后,对方的态度就变得非常谨慎,很多原本开放的合作条款都增加了不少限制,甚至直接提到“为了保障本国关键产业的安全”,就暂停了合作。这种变化,不是针对我们公司,而是他们整体的战略调整。
但反过来说,这种“壁垒”也催生了新的合作土壤。当某些高端技术不再容易引进时,各国也在积极寻找新的合作伙伴,或者加大自身研发投入。一些曾经被我们视为“竞争对手”的国家,在某些细分领域,反而因为疫情下的合作需求,变得愿意与我们进行一些“局部的”、“低敏感性”的技术交流。比如,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相关的技术研发上,我们看到了一些国际性的合作,虽然在一些核心问题上大家还是有各自的考量,但至少在一些基础研究和数据共享方面,还是有沟通的。
更具体地说,我们之前在某个生物制药领域的合作伙伴,他们因为国内的供应链受疫情影响,而我们当时的生产线相对稳定,就主动提出希望与我们合作,在我们这里完成一些中间体的生产,然后再运回他们本国进行最后的精加工。这在疫情前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都倾向于自己控制整个生产链条。
绕不开的还有地缘政治。疫情的起源、防控措施的有效性,甚至疫苗的研发和分配,都被不同国家从各自的地缘政治视角进行了高度的解读和放大。这使得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努力,在国际舆论场上,很容易被“标签化”或者“过度解读”。
记得有一次,我们公司组织了一次内部的技术交流会,请了几位国际同行来参加。会议本来是关于某个工业自动化技术的,但话题不知怎么就扯到了疫情,结果就有几位参会者开始质疑我们数据公开的透明度,甚至把我们当时的某些生产数据和疫情传播的数据contact起来,问我们是不是“隐藏了什么”。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即使我们只是在讨论技术,但“中国”这个身份,已经自带了太多的“背景噪音”。
“中国叙事”的挑战,在于如何让国际社会理解我们决策背后的逻辑,尤其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疫情期间。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举措,在他们看来可能是“难以置信”的。比如,早期一些严格的封锁措施,在西方世界看来,是对个人自由的极大侵犯。虽然我们知道这些措施是为了整体的公共卫生安全,但要向国际社会解释清楚,其中的沟通成本和策略,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这种挑战也体现在我们对外合作的策略上。以前我们可能更侧重于展示“中国制造”的性价比和规模优势。现在,我们发现,越来越多地需要去解释我们的“治理能力”、“风险控制能力”以及“社会动员能力”。而且,这种解释,不能是单方面的宣传,而是需要有实实在在的案例和数据支撑,并且要用对方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去呈现。这要求我们不仅要做好产品,还要学会讲好“中国故事”,但这个故事,必须是基于事实,并且能够回应国际社会的疑虑。
总的来说,疫情之下,世界对中国的观察,已经从单纯的经济利益,延伸到了更广泛的治理、安全、透明度等多个维度。这种观察,既有审慎和警惕,也有重新审视和接纳的可能性。
对于我们这些在跨国业务领域工作的人来说,这意味着我们要更加注重“软实力”的建设,包括建立更透明、更可信的沟通机制,提供更具弹性和韧性的供应链解决方案,以及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讨论。这不仅仅是为了应对眼前的挑战,更是为了在后疫情时代,能够更稳健地参与全球经济的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