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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谈到周小川为什么退休,很多人脑子里冒出来的可能就是年龄到了,或者到了一个轮替的周期。这种解读太表面了,也太容易让人忽略背后更复杂、更值得玩味的东西。在我看来,那段经历,与其说是“退休”,不如说是一种在特定历史节点下的角色转换,是整个金融管理体制在经历了一系列挑战后,一次关键性的调整。而且,这调整背后牵扯到的,远不止一个人,而是一整套系统性的思路和实践的演进。
我记得在周小川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那段时间,整个中国经济正经历着一个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同时又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复杂局面。那时候,金融开放的步伐在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尝试也在推进,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周小川为什么退休,这个问题,如果脱离了这些大背景,其实很难说清楚。他不是那种“干到不动为止”的领导者,他的每一次职务变动,都像是在一个精心设计的棋局里,迈出了关键一步。
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他卸任的时机,恰恰是他所推动的一些改革措施,进入了另一个阶段的关键节点。比如,在加强金融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方面,他的一些思路和实践,比如对影子银行的治理,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都是在那几年逐步成型并开始落地的。这些改革的阵线拉得很长,需要持续的努力,而他选择在那时退居二线,也说明了一种对后续工作的信任,以及对新一代领导者接力的期待。
而且,你想想,一个央行行长,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体量和影响力巨大的经济体里,他的工作强度和压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长期的超负荷运转,身体和精力上的消耗是巨大的。在关键的改革窗口期过后,选择一个相对平稳的时间点进行角色转换,也是对自身健康和工作可持续性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我参与过一些跟金融政策制定相关的讨论,也接触过一些在央行工作的朋友。他们普遍认为,周小川为什么退休,也跟他在推动某些改革时遇到的阻力有关。你想,要把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在金融领域进行深层次的改革,触及的利益链条非常多。比如,在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及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约束等方面,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些改革触碰了既得利益,推进起来会非常艰难,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和耐心。
我亲眼见过一些小型金融机构,因为早期的监管缝隙,发展得非常快,但也伴随着一些风险。如何在新常态下,既要激发金融活力,又要有效控制风险,这是一个一直在博弈的过程。周小川在那段时间,可以说是站在了改革的前沿,他的一些前瞻性思考,比如关于大资管的统一监管,其实在当时就已经是很多人都在反复研讨的课题。
当然,也有一些尝试,可能因为时机、环境或者其他因素,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不代表思路有问题,只能说在实践中,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黑天鹅”或者“灰犀牛”出现,需要不断地调整和完善。周小川为什么退休,可能也是他在思考,这个阶段的改革任务,是否已经为下一轮的深化奠定了基础,而他是否还有精力继续去主导下一阶段的攻坚战。
人民币国际化,这是周小川任期内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从最初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到加入SDR,再到沪港通、深港通的推出,每一步都走得非常稳健。周小川为什么退休,也和他所领导的央行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紧密相连。金融开放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套与之匹配的法律法规、市场机制和监管体系。他卸任的时候,中国的外汇管理体制、资本市场开放的程度,都和十年前有了天壤之别。
我当时在一家外资银行工作,亲身感受过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建设,以及中国央行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沟通协调时的专业性。周小川给人的印象,总是非常理性,对国际金融规则有深刻的理解,并且能够用一种非常有条理的方式去阐述中国在金融改革开放方面的立场和进展。这种专业能力,对于提升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至关重要。
所以,当他卸任的时候,实际上也意味着,他所开启的这个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开放的“大幕”,需要有新的人员和新的策略去继续拉开、去巩固。这是一种“接力”,而不是“终结”。他的退休,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让这项更宏大的事业,能够在新的人手中,以新的方式继续推进。
很多人对周小川为什么退休的讨论,也常常会触及到他的个人风格。他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不近人情的领导,反而显得比较务实,而且非常善于倾听。我记得有一次,他去某个重要的金融论坛,在台上发言后,下面有年轻学者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他不仅没有回避,反而饶有兴致地跟对方进行了简短的交流。这种开放和谦逊,在高级别官员中并不多见。
他推行的很多改革,比如金融监管的协调,需要强大的沟通和协调能力,这背后就是他管理智慧的体现。要让各个监管部门,甚至包括银保监会、证监会等,在关键问题上达成共识,并协同行动,这需要的不仅仅是权力,更是说服力。周小川为什么退休,也可能是在他认为,自己在这个协调角色上,已经做到了一个阶段性的功劳,而后续的监管协同,也需要新的方式和领导者来接续。
当然,任何一位领导者,都不是完美的,他也有过一些决策,在事后看来可能存在一些可以改进的空间。但作为一名长期在金融监管一线工作的人,我更看重的是他在大方向上的把握和改革的决心。他的“退休”,实际上是他在一个高度复杂和动态的金融环境中,对自身角色进行的一次战略性调整,为的是让中国金融事业能够更健康、更持续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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